石达开离京始末

　　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略为夸大，一种说法称带走了近20万人，另一说法称有十余万人，更有不说具体数字，只说大队人马。因此，史学上称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有意拆太平天国的台。事实上，史实并非如此。据清庭档案中的何桂清奏折所称：

　　“传闻本月十一日（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年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

　　此文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与地点均不误，但未说人数。然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人数不多是明显的。

　　7天之后，即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所说的“伪示”即石达开的《五言告示》也在多处发现，有案可查，绝非虚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石达开离京时带走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

　　9月，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罢免了安福二王，派人送“义王金牌”邀石达开回京主政，但石达开一则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谓“诚意”，二则他一向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思进取，只图保东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赞成，因此决定从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然而，尽管如此，石达开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这份奏章的内容，“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据德兴阿奏报说，奏章上还有洪秀全的批复。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不过从上述奏章上看，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的整个部署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从重要据点抽调重兵。以军队论，连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的《李秀成自述》本身也承认，翼王早在回天京时便“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所谓“打宁国之兵”就是石达开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同样，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除了陈玉成、李秀成、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也是安徽地方的主要将领，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江西，其中如张朝爵、陈得才、叶芸来，陈坤书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之将。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著名者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其中没有一名侯爵，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名将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此时还都名不见经传，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时还只不过是个“将军”，是太平军佐将中最低的一级。

　　从以上诸点来分析，石达开离开安庆时直接带领的军队人数是很有限的，重要将领也很少，上文所引德兴阿附奏的石达开给洪秀全之奏章中一些重要将领回援天京的指示也证实了这一点。